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日前在大阪舉行的中國國慶招待會上表示，日本已經成為“反華厭華方面特殊的世界冠軍”。此言一出，迅速成為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句話的份量，當然很重。但是，如果輿論只圍繞“世界冠軍”四個字討論中國外交官說話是不是太尖銳，恐怕會忽略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一位長期研究日本、長期從事對日外交的中國“知日派”外交官，會把話說得這樣重？
可以這樣說，薛劍是一位典型的“知日派”外交官。他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日語系，1995年開始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此後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對日本的政治、社會、曆史與民情，他並非隔岸觀火。正因如此，日本社會過去形成的一種認識現在也許需要修正：似乎中國來的外交官越“知日”，就應該越能夠“理解日本”，越會照顧日本的感受，甚至越容易在中日關系摩擦中放低姿態。
日本的這種期待實際上把“知日”誤解成了“遷就日本”。真正的“知日”，首先意味著更加全面地認識日本。既知道日本社會積極、友善的一面，也了解其中長期積累的曆史認識問題、對華偏見以及安全政策變化。懂日本，不等於在國家利益和原則問題上少說話；恰恰可能因為懂得更深，所以更清楚哪些問題必須說透、點破。
而如果只把薛劍概括為一個“說話很沖”的外交官，同樣會失之片面。從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公開資料可以看到，薛劍履職期間大量時間實際上投入了中日地方和民間交流。他曾表示，履職三年多走遍領區2府12縣，到過縣廳議會，也走進田間地頭、學校和寺院；總領館還開展佛教、書法、盆栽等文化交流，組織日本各界特別是青少年訪問中國。2024年，總領館打出“看中國、遊中國”的口號，希望日本普通民眾親自認識現實中國；今年又進一步提出“中日友好人民行動”，強調“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這就形成了一個值得日本社會重新認識的外交形象：一方面，薛劍總領事對日本的對華政策和社會認知提出非常尖銳的批評；另一方面，他又不斷走進日本地方社會，希望擴大兩國民眾的直接接觸。事實上，這兩者並不必然矛盾。
近年來，一些日本輿論習慣用“戰狼外交”概括中國外交官的強硬言論。但如果把薛劍總領事數年來在西日本地區開展的大量民間交流放在一起觀察，僅用這一個標簽，很難完整解釋他的外交實踐。
如果一定要尋找一個概念，也許可以稱之為一種“睦日外交”。所謂“睦日”，不是討好日本，更不是在原則問題上退讓，而是把維護中日關系本身視為重要目標。該批評的時候批評，該交流的時候交流；對影響兩國關系政治基礎的問題不回避，同時又不放棄地方交流、青年交流和民間友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老一輩政治家開創戰後中日關系新局面，本來也不是因為兩國不存在曆史糾葛和現實分歧，而是在正視這些問題的基礎上確認和平友好的政治方向。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越來越習慣從“安全威脅”的視角認識中國，而中國社會又越來越從“反華敵意”的視角觀察日本。兩國一旦都只從對方最負面的部分來解釋對方，中日關系就很容易陷入敵意不斷自我強化的循環。
因此，“反華世界冠軍”當然是一句尖銳的話。但日本社會真正需要思考的，也許不僅是一個中國外交官為什麼說得如此尖銳，而是：一個在日本工作多年、走遍西日本2府12縣、不斷同日本地方社會和普通民眾接觸的“知日派”外交官，為什麼會認為今天的中日關系已經到了必須把話說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理解這一點，也許比爭論“世界冠軍”四個字是否刺耳，更接近問題的實質。這，才是“世界冠軍”所顯示出的中日關系危險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