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將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半導體封裝和數據中心業務布局到東南亞，正在改變東盟在全球經濟中的位置。越南承接電子製造和出口加工投資，馬來西亞擴大半導體封裝與測試業務，泰國繼續發展汽車產業，印尼則利用鎳礦資源推動電池產業鏈建設，新加坡憑藉金融、航運和區域總部優勢連接各國市場。這些產業並非全部從中國遷出，更多企業採取多地生產、分散供應商和靠近終端市場的方式降低風險。東盟由此獲得更多投資機會，但各國爭奪項目的競爭也更加激烈，電力供應、技術人才、物流成本和政策穩定性直接影響投資能否落地。東盟的國際地位正在上升，真正支撐這一變化的是生產、貿易和資本流動，而不是峰會上增加了多少外交辭令。
東盟內部市場整合已經取得實際進展，但距離統一市場仍有明顯差距。東盟經濟共同體持續推動關稅削減、海關通關便利化、服務貿易開放和投資規則協調，《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則將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經濟聯繫納入共同框架。企業可以藉助區域貿易規則安排跨國生產，卻仍需面對各國不同的產品標準、審批制度、勞工規定和數字監管要求。對於大型跨國企業，這些成本可以通過法律團隊和供應鏈管理消化；對於中小企業，跨境經營依然複雜。東盟若要進一步提高供應鏈地位，關鍵是減少成員國之間的制度摩擦，讓企業在區域內採購零部件、轉移貨物和配置資金時，不必反覆應付相互衝突的行政程序。
東盟與主要經濟體建立的多層次對話機制，使這個區域組織擁有持續參與國際議程的渠道。東盟加三機制連接中國、日本和韓國，東亞峰會將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及俄羅斯等重要夥伴納入領導人對話，東盟與歐盟、加拿大及其他夥伴也通過峰會和部長級會議推進貿易、投資、能源及數字合作。2026年9月舉行的東盟加三經濟部長磋商繼續討論區域貿易和投資合作，反映這些機制已經從年度外交活動發展為常態化的政策溝通平台。大國可以藉此交換立場，卻不代表東盟能夠替各方作出決定。美國與中國在技術、貿易和安全領域的競爭，仍由各自的國家利益主導；東盟的作用在於提供談判場所、維持溝通渠道，並儘可能避免成員國被迫在大國之間作出排他性選擇。
泰國與柬埔寨的邊境衝突，直接檢驗東盟能否處理成員國之間的安全爭端。2025年，兩國邊境爆發嚴重衝突，造成傷亡和居民流離失所，停火與恢復關係成為東盟外交的重要議題。2026年5月，泰柬領導人在菲律賓舉行的東盟峰會期間會談，嘗試恢復互信並推動邊境協調。外交接觸能夠降低誤判風險，卻不能代替雙方解決邊界劃定、軍事部署和爭議地區管理等具體問題。泰柬爭端還受到兩國國內政治和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任何政府在談判中作出讓步，都可能承受國內壓力。東盟能否取得成效，要看雙方是否落實停火安排、恢復溝通機制並減少邊境居民再次受到衝突波及，而不是看聯合聲明使用了多少和平措辭。
緬甸危機暴露了東盟區域合作的另一道硬限制。2021年軍事政變後，緬甸持續發生武裝衝突，軍方、反對派和多支民族武裝之間的對抗使政治和解困難重重。東盟提出的「五點共識」要求停止暴力、開展包容性對話、提供人道援助並由東盟特使推動接觸，但執行進展一直有限。東盟成員國對緬甸問題的處理方式存在差異，部分國家強調持續接觸，另一些國家則要求緬甸當局先在停止暴力和包容性對話方面取得實質進展。東盟可以通過特使訪問、外交協商和人道援助維持參與，卻缺乏迫使衝突各方接受政治安排的統一執行機制。只要暴力仍在持續、各方缺少可信的談判基礎，東盟就不能把外交活動的延續等同於危機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