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在曼谷簽署《東盟宣言》時，東南亞剛從殖民體系、冷戰衝突和國內動盪中走出來，後來加入的文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又把政治制度、宗教傳統和發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國家放進同一個地區組織。二〇二五年十月東帝汶正式成為第十一個成員國以後，東盟終於覆蓋東南亞所有主權國家。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生效的《東盟憲章》則給這個此前主要依賴政治慣例運作的機制賦予法律人格和固定制度框架，其正式格言並非「同一立場」，而是「一個願景、一個認同、一個共同體」。
近七億人口和接近四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使東盟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區域組織。聯合國統計顯示，二〇二五年東南亞人口約七億；東盟官方和英國政府今年資料顯示，十一個成員經濟總量約三點九萬億美元，已居世界第五位，過去數年經濟增速大體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至五之間。二〇二四年東盟貨物貿易總額達到約三點五萬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接近二千三百億美元。中國自二〇〇九年以來一直是東盟最大貿易夥伴，二〇二四年雙方貨物貿易達到七千七百二十四億美元，占東盟對外貿易約五分之一；東盟則自二〇一九年以來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這裡真正支撐「新興經濟體」判斷的，不是年輕人口這一項指標，而是人口、製造業、外資、貿易航線和消費市場同時集中在一個仍保持較快增長的區域。
宗教差異沒有妨礙這個市場形成。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菲律賓和東帝汶以基督宗教人口為主，泰國、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的上座部佛教具有深厚社會影響，越南則同時存在佛教、民間信仰、天主教和大量沒有正式宗教歸屬的人口，新加坡更是多宗教社會。如此巨大的文化距離沒有演變成一套統一價值體系，東盟也從未試圖照搬歐盟那種政治同質化道路。各國能夠坐在一起，靠的是承認成員之間本來就不同，而不是要求彼此變得相同。
政治制度同樣橫跨幾個世界。越南和老撾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泰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實行不同形式的君主立憲制度，文萊維持君主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東帝汶為共和制國家，緬甸政權則自二〇二一年政變後一直由軍方主導。經濟落差更加明顯，新加坡和文萊屬於高收入經濟體，馬來西亞、泰國已經形成相對完整的工業和服務業體系，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律賓擁有龐大製造業和消費市場，老撾、柬埔寨、緬甸和東帝汶仍面對明顯的發展缺口。東盟沒有因為這些差異停止整合，恰恰說明它首先是利益合作機制，而不是政治制度聯盟。
二〇二五年東盟內部約百分之九十八點八六的商品稅目已經實現零關稅，東盟貨物貿易協定繼續處理原產地規則、技術標準和非關稅壁壘；人員流動方面，東盟簽有成員國公民短期旅行免簽框架，一般訪問原則上可獲得最長十四天免簽，各國又通過雙邊安排提供不同期限待遇。把東盟寫成「內部完全免關稅、完全免簽」並不準確，但一個擁有近七億消費者、絕大多數商品稅目已經零關稅、跨境人員流動又相對便利的區域市場，已經足以吸引汽車、電子、半導體、電池、數據中心和供應鏈企業不斷加碼投資。
東盟內部真正特殊的地方，是這種經濟整合沒有同步發展成強勢的超國家政府。《東盟憲章》仍把協商一致放在決策機制核心位置，「不干涉內政」也是長期政治傳統。緬甸問題拖延多年，南海問題上菲律賓、越南與柬埔寨、老撾等成員的安全關切明顯不同，各國對中國、美國、日本和印度的政策也不存在完全統一的「東盟外交」。這種機制經常受到決策緩慢的批評，卻給中小國家留下了政策空間：成員可以與中國擴大貿易，同時同美國加強安全合作；可以接受日本投資，也可以參加印度和歐洲主導的項目，而不必因為加入東盟自動選擇一個大國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