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歐洲的經濟韌性可能被低估。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曾被廣泛擔心會陷入嚴重衰退，但最終並沒有出現此前預期的長期衰退。截至今年6月的三個月，歐元區還是主要經濟區域中少數出現增長加速的經濟體之一。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歐洲經濟已經沒有問題。事實上，布羅姆自己的判斷恰恰很克制。她總結說：“Europe has achieved more than the public debate often acknowledges, but less than its ambitions require.”（歐洲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公共討論通常承認的程度；但距離自己的目標，也還有明顯差距）。

我認為，這可能才是理解今天歐洲經濟比較合適的角度。

悲觀敘事也並非完全沒有經濟成本。這可能正是席勒“敘事經濟學”給歐洲問題提供的一個有意思的觀察角度：經濟基本面塑造敘事，但敘事也可能通過預期和行為反過來影響基本面。

所以，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歐洲到底好不好”，而是：

當一種悲觀敘事成為共識之後，它究竟是在准確描述歐洲的問題，還是也在參與塑造歐洲的未來？

這可能正是《華爾街日報》這篇報道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