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勝利之所以動人，也因為它發生在連續受挫之後。台灣先以零比三輸給澳大利亞，隨後面對日本遭遇零比十三、七局提前結束的慘敗，第三場才以十四比零擊敗捷克，第四場再拼下韓國。所謂「凝聚力」如果只出現在贏球以後，其實並不難；四萬多人經歷十三分慘敗後仍然回來，把下一場比賽繼續喊完，才說明棒球已經超過一場比賽的輸贏。它是一種長期形成的公共參與習慣，人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看台，為同一支球隊緊張、失望、再重新期待。
台灣球迷在東京也真正近距離看到大谷翔平為什麼能夠成為這個時代最具號召力的棒球明星。三月六日日本對中華台北，大谷第二局擊出滿貫本壘打，全場四打數三安打，日本最終十三比零取勝。這裡需要把傳奇與現場事實分開：大谷職業生涯以「投打二刀流」聞名，擁有超過一百英里的快速球能力，但這場WBC比賽他正在術後恢復，只擔任指定打擊，並沒有登板投球。僅憑一次揮棒便改變比賽走勢，已經足夠讓坐在對面看台的球迷明白，所謂世界頂級球星的壓迫感並不需要神話加工。
東京巨蛋的另一層意義來自身份表達。國際賽事的正式名稱仍是「中華台北」，WBC官方賽程也如此登記；場外和看台上則有大量球迷使用「Team Taiwan」和「台灣加油」，有人製作數千面旗幟到現場發送。這些現象涉及台灣內部複雜的身份認同，不能把四萬名觀眾簡單歸入一種政治立場，卻可以確認棒球已經成為不同年齡、職業和政治傾向的人能夠共同進入的一塊公共空間。體育最強的力量往往就在這裡——它不要求所有人先回答同一個政治問題，先讓大家為一個投手、一記安打和最後一個出局數同時屏住呼吸。
《海角七號》《陽光女子合唱團》和東京巨蛋看似毫不相關，一個屬於電影工業，一個屬於職業體育，卻都揭開台灣社會很相似的一面。《海角七號》在電影產業最沒有信心時靠口碑衝到五億，《陽光女子合唱團》十八年後又把紀錄推上七億；棒球隊可以前一天被日本十三比零擊敗，隔兩天仍在四萬人面前同韓國打到延長賽最後一刻。真正能夠留下來的文化從來不是不斷告訴觀眾自己多麼重要，而是讓普通人在故事和比賽里找到自己的經驗。
一部電影能夠讓陌生人在電影院一起掉眼淚，一場棒球能夠讓幾萬人在異國球場唱同一首應援歌，這種力量不必被強行轉換成單一的政治結論。它首先說明一個社會仍然擁有共同感受、共同記憶和共同參與的能力。從恆春的海風到女子合唱團的歌聲，再到東京巨蛋四萬人的吶喊，台灣電影與棒球最珍貴的地方都不是贏過誰，而是在市場低谷、比賽落後甚至慘敗之後，還有人願意留下來，再看下一場、再拍下一部、再喊一次加油。這種不輕易散掉的力量，才是二十年來銀幕與球場共同留下的台灣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