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策同樣受到這種產業現實約束。華盛頓希望國防工業在2027年停止使用部分中國礦產，卻仍不得不研究庫存、進口豁免和過渡安排；美國企業希望減少中國供應鏈，卻又需要中國稀土、磁體和電池材料；中美9月新一輪經貿磋商仍把中國關鍵礦產供應列為美方重點議題。美國正在建設替代供應鏈，同時又必須同中國討論現有供應鏈能否繼續運轉，這種狀態說明所謂「去中國化」更接近長期重組目標，而不是已經完成的經濟現實。
中國面對的壓力會更多出現在第三國市場，而不只是美國海關。過去中國企業可以通過東南亞設廠降低關稅，今後則可能被要求證明股權來源、原材料來源、核心零部件來源和最終控制權，礦產、汽車、電池和電子行業尤其如此。美國如果繼續把本國貿易限制寫進夥伴國協議，中國企業面對的就不是一道美國關稅，而是多個市場採用相似供應鏈審查。企業需要提高海外生產的本地採購比例，也需要判斷哪些環節必須保留在國內，哪些環節可以在第三國重新配置。
這種政策能否發展成真正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還取決於其他國家願意承擔多少成本。東南亞國家希望獲得美國市場，卻同中國保持龐大貿易和投資關係；歐洲希望降低關鍵原料風險，也不願因為完全排除中國而推高工業成本。中國在稀土加工、磷酸鐵鋰材料、電子零部件和製造配套上的份額仍然很高，美國能夠通過關稅提高使用中國產品的成本，卻不能用一紙協議立即建出另一套同樣完整的工業體系。供應鏈重組會繼續，執行速度卻會被價格、產能和技術能力限制。
全球經濟治理正在發生的變化，因而不是自由貿易突然被一種「全面去中國化」制度完全取代，而是美國越來越多地把安全目標嵌入關稅、採購、原產地和雙邊協議。過去企業先比較價格，再決定從哪裡採購；現在部分行業必須先判斷供應商國籍、技術來源和政策風險，再計算價格。對中國而言，最嚴峻的部分並不是美國提高多少個百分點的關稅，而是越來越多第三國規則開始要求企業解釋一件過去很少有人追問的事情：一件在當地生產的商品，究竟有多少關鍵部分仍來自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