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對此保持戒心也有歷史原因。二〇一四年習近平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訪問印度時，中方曾提出未來五年向印度投資二百億美元，並討論工業園、鐵路等一系列項目。印度總理莫迪翌年仍公開引用這一承諾。 但尼赫魯大學教授謝剛向《經濟時報》指出，十二年來中國對印實際投資總額只有約二十億美元。今天新德裏再次聽到“中國投資一攬子計劃”，首先想到的自然不是金額有多大，而是多少項目能夠真正落地。
過去沒有落地，不完全是中國企業沒有興趣。中印邊境危機、印度投資審查、稅務調查、政策反覆和社會輿論，都提高了中國企業進入印度的成本。二〇二〇年前，印度約有一千家中國企業經營，之後數量明顯下降。現在印度要求北京提供技術和關鍵原材料供應的“可預測性”，中國企業同樣會要求印度提供政策上的可預測性。
因此，九月中印領導人如果真的討論新的投資框架，最重要的不會是公佈多少億美元，而是誰願意先承擔政策風險。中國要判斷印度今天放開的領域，會不會在下一次邊境摩擦後重新關閉；印度則要判斷，中國資本進入以後究竟能夠形成印度本土供應鏈，還是隻把印度變成中國企業規避貿易壁壘的裝配基地。
這也是產業經濟特區的真正難點。印度當然希望中國企業帶來設備、技術和中間品，同時僱傭印度工人、使用印度港口，並從印度向歐美、西亞和非洲出口。但中國企業如果沒有足夠的經營自主權，沒有穩定的審批和利潤預期，很難投入最有價值的技術和供應鏈。新德裏想要的是中國工業能力，卻不希望形成新的戰略依賴；北京則不會僅僅爲了幫助印度完成工業升級而投入資本。
中印經貿關係正在由過去的“開放還是限制”，轉向“開放到什麼程度”。邊境仍然敏感，安全紅線仍然存在，但印度已經發現，把中國企業全部擋在外面，並沒有自動產生完整的印度供應鏈。相反，某些產業越想擴大生產，就越需要中國設備、技術和關鍵零部件。
這或許是當前中印關係中最具現實意味的一幕。印度在戰略上仍強調自主，在產業上卻不得不重新接近中國。新德裏真正想做的不是重新依賴中國，而是利用中國的資本和技術降低自己對中國進口的依賴。
這個算盤並不矛盾，卻非常難打。
如果新的中印投資框架能夠成立，它不會意味着印度放棄防範中國，而意味着新德裏終於承認一個過去幾年一直試圖迴避的事實：印度可以限制中國資本，卻很難在短時間內繞開中國工業能力。未來中印經濟競爭最值得觀察的，也不再只是兩國貿易額多少，而是誰能夠決定中國資本進入印度以後，以什麼方式留下、留下多少，以及最終爲誰的產業升級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