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是另一重戰略空間。中國在印度洋有正當的經略需求，印度則一向把北印度洋看成自己的戰略內湖和勢力範圍。兩國的海洋利益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可以並存，前提是雙方都承認對方在印度洋的合法存在和正當權益。同盟體系的敘事裏，總喜歡把每一次港口合作、每一次海軍遠航，都渲染成包圍。反過來，要是把每一次合作都說成競爭已經消弭，也太樂觀了，站不住腳。競爭是客觀存在的，必須承認，也必須放進可治理的制度框架裏。金磚、上合、二十國集團，還有正在逐步恢複的兩國軍方熱線、外交通道，都是這套治理框架裏的通道。這些通道管不管用，要看邊境出突發事件的時候，這些溝通和合作的管道還通不通。
對印度的長期研究不足，是中國知識界必須正視的問題，既是學術欠賬，也是認知短板。輕視、惡感，再加上媒體上的負面敘事疊加在一起，導致我們對這個十四億人口的文明大國，認知長期停留在刻板印象和情緒層面。靠刻板印象，寫幾篇情緒化的時事評論還可以，要支撐跨代際的周邊戰略和外交政策，就遠遠不夠了。新德裏會晤把中印如何相處的問題重新擺到臺面上，其實也在提醒中國知識界：要把印度當成一個需要深度理解的文明主體，而不是一個只需要定性的戰略對象。理解不是無原則遷就。理解的意義，在於不管是鬥爭還是合作，都有精准的對象，不至於對著自己腦子裏建構出來的認知影子，盲目發力。
九、五項原則管不住民間情緒？
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印，中印兩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戰後國際秩序長期由帝國等級規則與殖民範式主導，這次倡議是亞洲國家自主修正舊秩序、重塑區域交往准則的關鍵嘗試，也為後續亞洲國際關系搭建了基本的規範框架。天津會晤中，主席專門提及，兩國老一輩領導人七十多年前確立的這一准則，值得持續珍視與踐行。新德裏會晤提出的夥伴定位、發展優先、雙軌管控、多邊協作等思路，延續的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精神，二者脈絡高度貫通。
不過需要釐清，這套原則主要約束的是兩國政府層面的外交行為與官方表態，很難直接管控各自國內的社會輿論與民族主義情緒。印度國內存在穩定的民族主義運行周期，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戰略焦慮、對北部邊界的曆史記憶，都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心態。反觀國內，對於印度近些年的一系列外交與安全舉措，也有著清晰的觀感與認知。兩大文明的交流本有深厚根基，玄奘西行、佛教東傳等曆史脈絡，足以證明中印文明可以實現深度交融、互學互鑒。但1962年之後的長期對峙與隔閡也充分說明，政治沖突能夠直接切斷文明交流的紐帶。如今想要重啟雙邊良性互動，單純依靠曆史情懷並無實質作用，只能依托青年互訪、學術智庫對話、地方務實合作、國際航線複航等具體舉措，一步步重建民間聯結。
此次會晤中，主席著重強調拓展人文交流、恢複直航往來、夯實民意基礎，本質就是針對兩國常態化的民族主義動員邏輯，用持續、務實的民間往來對沖對立情緒。否則即便官方共識清晰、外交表述穩健，經過兩國社交媒體的二次解讀與輿論發酵，最終還是會被重構為對立對抗的敘事。莫迪總理在會晤中明確表態，印方在臺灣、涉藏問題上的既定立場不會改變，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印度領土開展反華活動。這一表態被中方通稿明確收錄，是雙邊互動中至關重要的紅線確認。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交部後續公開聲明並未複述這兩項核心內容。這也意味著，雙邊關系的合作大門能夠穩步打開，核心依托是清晰的政治紅線共識。但合作能推進到何種程度、能否持續走深，最終要看人員往來、經貿合作、民間輿論的實際落地成效，絕非單次會晤的外交話術所能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