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瓦傑帕伊總理訪華，雙方設立了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機制。這個機制層級比之前的聯合工作組、邊防會晤都高，核心任務是談判邊界問題的政治解決框架，不是只處理一線的摩擦與突發事件。
2005年4月11日，兩國在新德裏簽署《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協定第一條確立的原則，正是後來天津會晤核心論斷的規範源頭：邊界問題的分歧不應影響雙邊關系的整體發展。第九條又以條約形式再次確認：最終解決之前，雙方應嚴格尊重和遵守實際控制線，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2012年，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建立，外交與軍事層面的日常溝通，正式落到了工作層面。到這個時候，中印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已經搭起了一套分層的治理體系：政治指導原則管大方向，特別代表機制談解決框架，磋商協調機制管日常事務，邊防會晤與熱線管現場突發情況。
劃界沒完成，不代表邊境就沒法治理。未完成狀態本身，就是邊疆治理裏一種常見的法律狀態，是條約法框架下的常規安排。這套法律體系要維持的，其實是兩種時間節奏並行：長周期推進邊界問題的政治解決，短周期管控一線的士兵、牧民和偶發誤判。如果把短周期的摩擦當成取消長周期議程的理由，本質上是違背了自己簽過的條約義務。
機制不是一直都在轉。2020年邊境事態之後，特代會晤停了好幾年。2024年12月，王毅與多瓦爾在北京舉行第二十三次會晤，中斷多年的特別代表機制才正式重啟。2025年8月，第二十四次會晤在新德裏舉行。2026年8月25日，第二十五次會晤在北京舉行，雙方達成八點成果共識：重申以兩國領導人共識為引領，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按照2005年政治指導原則協定及此後特代會晤共識推進解決框架磋商，尋求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框架下成立劃界專家小組和邊境管控工作小組，前者討論邊界劃界的早期和實質性收獲；通過既有外交軍事渠道及時處置邊境現地情況，避免誤解誤判；增加兩個將軍級會談會晤點，在邊境東段、中段新增兩條邊防軍事聯絡熱線；商定2027年在印度舉行第二十六次會晤。
訪印前一個月，條約框架下的邊境治理機制又重新全面運轉起來。新德裏元首會晤把“雙軌並進”上升成了政治原則，特代會晤則把它落實成了可以開會、可以設組、可以通熱線的具體程序。
當然，程序機制替代不了最終劃界。專家小組以“早期和實質性收獲”為工作目標，這本身就說明，邊界問題的全面徹底解決，還需要很長時間。但如果沒有這套程序機制，一線任何一點摩擦、任何一次突發事件，都會直接沖擊雙邊關系的主軸。1993年、1996年、2005年的那些條文，現在依然有效。條文有效，“雙軌”就不是一句臨時口號，而是兩國通過條約互相承擔的法律義務。這些義務履行得怎麼樣，比任何政治修辭、任何形容詞都有說服力。
六、產業嵌合與敘事分裂的悖論
邊境局勢緊張的那幾年，中印雙邊貿易並沒有跟著政治關系的降溫同步下滑。這裏的關鍵不在外交上怎麼說，而在兩國產業體系早就形成了深度嵌合的配套邏輯。
印度推“印度制造”、搞制造業本土化，手機、光伏、藥品還有資本品，都高度依賴上遊的中間品和零部件。中國這邊，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業上遊產業集群。產業鏈供應鏈一旦嵌合到一起，政治家嘴上可以說硬話，企業的采購和生產節奏卻很難說斷就斷。這就造成了雙邊關系裏的一種結構性分裂：安全部門按對手邏輯、安全優先來行事，產業和經濟部門則按配套邏輯、效率優先來運轉。這種分裂一方面在消耗雙邊互信，另一方面也反過來給沖突升級設了約束。誰先把經貿關系全面武器化，誰就得先承擔本國產業停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