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要看共識能不能落地，得看幾個具體領域的實際進展：比如投資審查能不能少點情緒化，藥品、農產品進入中國的渠道能不能更順暢，電子、機械中間品會不會還打著“安全例外”的旗號輪番加碼，人員簽證和直航能不能從“恢複幾條航線”，推進到穩定、高頻、可預期的常態化往來。2025年10月之後，加爾各答到廣州、上海到德裏、德裏到廣州等航線陸續複飛，不過整體運力還是不夠，還沒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航線跟不上，兩國民眾感受到的，還是隔絕和對立，不是夥伴關系該有的樣子。
雙邊經貿的相互依賴可以很深，但貿易赤字一旦被政治化敘事放大，分歧就顯得格外突出。印度國內把逆差說成是被經濟吞噬的證據，中國國內也把投資限制、應用審查當成不友好的表現。兩邊都能抓到一部分事實，也都容易把局部事實，上升成對整個雙邊關系的定性。這次會晤把“平衡”寫進共識，是正式承認了雙邊經貿失衡的現實。承認事實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但只有把這種承認，轉化成可預期的規則和機制，雙邊經貿才能從規模增長，真正走向政治互信的深化。
七、印度戰略自主的曆史脈絡與溢價邏輯
要讀懂莫迪“發展對華關系不受第三方影響”這句話，不能只停留在表態本身，得放回印度戰略自主外交思想的長時段脈絡裏看。
尼赫魯時期，不結盟是印度獨立後的國家哲學，也是外交的總基調。1954年和中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萬隆會議上，又把亞非國家的集體自尊，轉化成一種對國際秩序的主張。那時候的不結盟，指向很明確：既不做美國的前線，也不當蘇聯的附庸。靠道義層面的外交話語，給剛擺脫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大國，爭取獨立的決策空間和國際地位。1962年邊境自衛反擊之後，這套偏理想主義的外交哲學，開始向現實主義轉向。印度沒有倒向西方陣營，但也不再把不結盟當成對所有大國保持絕對等距的教條。1971年和蘇聯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1974年進行核試驗，英迪拉·甘地用現實主義的外交操作，補上了理想主義留下的安全短板。戰略自主也多了一層內涵：必要時可以向某一極靠攏，但絕不能把國家命運綁死在某一邊。冷戰結束後，印度戰略自主的說法換過好幾次。拉奧政府啟動經濟改革，把印度推入全球化進程。1993年和中國簽署實控線和平協定，同時推出“東向政策”，把戰略視線轉向東亞。瓦傑帕伊政府1998年核試驗之後，戰略自主就成了不可逆的事實，也成了印度實打實的戰略能力。2003年他再次訪華，推動建立了特代機制。辛格政府一邊推進美印民用核合作協議，一邊把“戰略自主”當成日常外交的核心原則。叫法一直在變，內核沒怎麼變：印度的外交邏輯，是所有對自己有利的多邊、雙邊平臺都要進，但不把任何一個平臺當成唯一的戰略依托。
莫迪上臺之後，這套外交思路被學界和輿論總結為“多向結盟”。一邊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和美國的防務技術合作、和歐洲的市場規制對話；另一邊是金磚、上合、對俄能源合作，還有在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話語權。印度外長蘇傑生曾在公開場合作過區分：印度是“非西方”國家，但同西方國家保持著密切關系。這句話的核心鋒芒，是既不想被印太戰略收編當反華前線，也不想被簡單貼上聯華抗美的標簽。印度的目標，是同時推開好幾扇外交的門，哪一扇都替代不了另一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