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博沃政府現在面對的壓力因此比一次國會門前示威更復雜。一方面必須制止縱火、破壞公共設施和襲警，否則雅加達很容易重新滑向去年那種暴力循環；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安全治理擴大爲對合法抗議的壓制。前者考驗警方，後者考驗政治。
十二月十五日於是成爲下一道關口。
國會在示威壓力下給出了明確日期，也等於主動取消了繼續模糊處理的空間。如果屆時法案獲得通過，八月二十七日可能被寫成印尼街頭政治推動反腐立法的一次罕見成功；如果再次延期，國會面對的將不只是一羣來自帕蒂的示威者，而是一次公開承諾破產後的政治信用危機。
雅加達二十七日最值得記住的 therefore 不是國會外燃燒的輪胎，而是那張寫着十二月十五日的承諾書。街頭已經替印尼國會設下了最後期限。接下來幾個月，能否避免另一輪更大的抗議，不取決於雅加達還能部署多少警察，而取決於國會能否把那一天寫在紙上的承諾真正寫進法律。
對於近期在雅加達活動的人員，風險判斷也應區分區域。當前沒有依據把整個雅加達描述爲持續失控，但Senayan國會區、Gatot Subroto、Palmerah、Pejompongan和Slipi等此前衝突及交通中斷區域，在新的集會通知或臨時警戒出現時仍應減少非必要進入，並及時留意警方交通管制和公共交通調整。二十八日早間部分受影響交通已經恢復，但此次事件說明，雅加達大型政治集會在主要組織宣佈結束之後，仍可能出現數小時的尾部安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