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問題：是什麼推動了新一輪軍備競賽？南高加索軍備擴張將向何處演進？軍備買賣雙方在這一格局中的戰略動機是什麼？新列裝武器裝備會如何重塑亞阿力量對比？
為回答以上問題，本文考察阿爾察赫解體之後亞、阿兩國的武器採購，分析軍備競賽核心驅動因素，包括財政能力、武器禁運、供應國政策轉變、供應方之間的競爭、本土軍工產業發展。重點研究武器出口國之間的對抗，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法國‑土耳其與阿塞拜疆的博弈；同時分析美、俄、中等大國的戰略考量，判斷它們選擇介入或置身地區軍備競爭之外的原因。本文評估軍備競賽給南高加索帶來的潛在後果，依託安全困境、軍備競賽相關理論，指出軍備升級顯著提升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再度開戰的風險。
理論框架
軍備競賽理論大多聚焦大國或地區中等強國之間的軍事競爭，針對小國軍備競賽的理論研究存在明顯缺口，因此直接套用既有理論分析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案例會面臨一定局限。
該領域最經典的分析框架是安全困境，也被稱作螺旋模型、囚徒困境。該理論認為，一國提升自身安全的舉措，往往會讓其他國家產生不安全感；一國擴充軍備，會被對手視作潛在威脅，進而引發對手同樣擴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就是典型案例，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赫茨，1950）。
威懾理論提出了與 「軍備增加提高戰爭概率」 不一樣的視角：在敵對雙方博弈中，武器積累會迫使雙方忌憚戰爭代價，不敢輕易發動進攻。威懾抬高戰爭成本，降低獲勝可能性，削弱發動戰爭的預期收益，讓發動戰爭變得不理性。冷戰美蘇核軍備競賽是威懾理論最著名案例（弗里德曼，2004；加茨克、林賽，2019；摩根，2003；謝林，2015）。
上述理論邏輯都建立在 「行動‑反應」 機制之上。理查德森模型嘗試用數學模型刻畫軍備競賽的行動‑反應動態，其雙邊軍備競賽模型建立在相互恐懼之上：一國擴充軍備的速度，與對手軍費規模成正比，並用微分方程描述該過程。但理查德森模型受到諸多批評，它忽略軍備競爭中的戰略考量、決策流程、資源約束、外部援助、社會因素（哈特利、桑德勒，1995）。
還有一類理論不把軍備競賽當成衝突的起因，而是視為更深層對抗的表徵與結果。修正主義國家理論提出：如果一個國家對現有國際秩序以及本國所處位置不滿，試圖改變現狀，就可能採取包括戰爭在內的各類手段；擴軍被視作修正主義國家的特徵，二戰前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大規模擴軍就是例證。部分研究也把中國軍力增長解讀成對現有全球秩序不滿的信號（陳等，2021；戴維森，2006；卡科維奇，1998）。
另有觀點認為，並非所有大規模武器積累都會導向戰爭；當軍備擴張背後存在宏大戰略競爭時，軍備競賽才最容易誘發戰爭（賴德等，2011）。
以上理論對象主要是大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阿塞拜疆、亞美尼亞這類小國。小國之間軍備競賽加劇安全困境，雙方會因擔憂對方先發制人而主動挑起衝突；但同時擴軍也可能製造對戰爭的恐懼，實現威懾。我們無法判斷安全困境螺旋和威懾哪一種會占據主導。亞阿軍備競賽嵌套在兩大進程之中：第一，阿塞拜疆帶有修正主義特質。儘管領土完整是當代國際秩序基本原則，但阿塞拜疆希望借亞美尼亞領土打通贊格祖爾走廊，本身違背該原則；損害他國領土完整就是修正主義，疊加軍備競賽，會放大威脅感知。第二，亞阿對抗持續存在。即便亞美尼亞不再占領阿塞拜疆領土，雙方依舊有大量懸而未決爭端，分析軍備競賽必須置於持續對抗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