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希尼揚推行親西方路線，拉近同美國、歐盟關係，引起莫斯科警惕；其政府還對一批和普京關係密切的亞美尼亞精英發起司法行動。逮捕前總統科恰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秘書長哈恰圖羅夫，俄羅斯明確要求特赦，帕希尼揚拒絕，引發克里姆林宮強烈不滿。俄羅斯媒體猛烈抨擊帕希尼揚政府，多次將其比作烏克蘭親西方領導層。於是，作為自第一次納卡戰爭以來亞美尼亞安全擔保方的俄羅斯，選擇不去阻止阿塞拜疆發動 2020 戰爭，很多解讀認為這是對亞美尼亞的懲罰（阿塔內斯揚等，2023）。
亞美尼亞向集安組織求助，普京卻公開稱納卡不屬於亞美尼亞領土完整範疇。第二次納卡戰爭結束，俄羅斯沒有採取行動保護斯捷潘納克特以及當地亞美尼亞民眾。亞美尼亞隨後採取一系列對俄反制舉措：批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ICC 已對普京簽發逮捕令）、退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本國領土開展和北約聯合軍事演習、正式要求俄羅斯撤軍，雙邊關係嚴重惡化（梅爾文，2024；奧哈尼揚，2023；瓦爾達扎良，2024）。
兩國貿易爭端也層出不窮。因亞美尼亞批准羅馬規約，俄羅斯對部分亞美尼亞商品實施進口禁令。2022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後，亞美尼亞接納數千名逃避徵兵以及性少數群體俄羅斯公民，拒絕莫斯科遣返要求。政治裂痕傳導到軍事合作。帕希尼揚公開表示，亞美尼亞向俄羅斯支付數十億美元購買武器，俄方既不交貨也不退款（路透社，2023b）；俄方還扣留蘇‑30 配套彈藥，導致戰機無法用於國防。帕希尼揚稱，完全依靠俄羅斯保障安全，是亞美尼亞歷史性戰略失誤，這套模式已經不符合本國利益（路透社，2023a）。於是亞美尼亞停止向俄羅斯採購武器，轉向其他供應來源。
第二，第二次納卡戰爭中俄羅斯武器實戰表現不佳。亞美尼亞對俄式防空系統尤為不滿。阿塞拜疆的攻擊無人機、巡飛彈輕鬆壓制亞美尼亞軍隊與阿爾察赫武裝；亞美尼亞防空只擊落兩架拜拉克塔爾無人機。亞美尼亞裝備的俄制雷達無法有效探測阿塞拜疆無人機，防空系統對空中威脅反應遲緩；俄制電子戰裝備很難干擾阿塞拜疆空中作戰。即便阿塞拜疆一方擁有大量俄式裝備，真正帶來戰場決定性優勢的是土耳其與以色列武器（安塔爾、科特，2022）。兩國都從俄式裝備的糟糕表現吸取教訓，改變後續軍備採購思路。
第三，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早在 2014 克里米亞事件，美國就依據《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AATSA）對俄國防工業實施制裁；2022 年後制裁進一步加碼，極大限制俄羅斯對外武器出口。不只是西方制裁，俄軍在烏克蘭戰場裝備損耗巨大，幾乎沒有多餘裝備對外出口。俄羅斯自身需要向朝鮮、伊朗、緬甸尋求彈藥裝備補充。俄烏戰場上俄式武器再次暴露出性能短板，對俄羅斯全球軍貿形成負面影響（《經濟時報》，2023；戈爾茨坦、韋希特，2023）。
第四，武器出口國之間複雜博弈。部分國家軍售純粹追求經濟收益；另一些國家軍售和戰略對抗、敵對關係深度綁定。印度因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和阿塞拜疆保持友好，於是向亞美尼亞出售武器。法國除歷史上同情亞美尼亞外，本國和阿塞拜疆關係緊張，也選擇武裝亞美尼亞。作為回應，阿塞拜疆為法國海外領地（新喀里多尼亞）分裂勢力提供庇護與支持。反過來，土耳其、巴基斯坦支持阿塞拜疆，以此牽製法國和印度。這些複雜互動，為新玩家進入南高加索軍火市場、逐步替代俄羅斯創造條件。
本譯文僅供參考，本文以英文原稿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