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我隨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訪問團前往大陸，團內多為退役將領及黃埔出身軍官，我則以長期參與戰略研究和國際交流的身分同行。那次訪問發生在兩岸關係十分敏感的時刻，李登輝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北京隨即強烈反應；李本人其後又強調，他沒有使用「兩國」一詞，並稱其政策目標仍包括兩岸和平往來。短短兩週後，一批來自台灣的退役軍人進入北京、瀋陽、哈爾濱，同當地黃埔同學會人士坐下來吃飯、交談，那種場景本身已經超出一般旅遊的意義。
訪團一路看到的盧溝橋、南京大屠殺相關紀念設施、「九一八」歷史遺址和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使當時正在激烈爭論兩岸政治定位的人，很難不重新面對另一段更沉重的共同歷史。美國國家檔案館後來解密的大量日本戰爭罪行文件，明確記錄石井四郎及七三一部隊進行生物戰研究和人體實驗，美國政府歷史研究也確認中國、蒙古及俄羅斯籍囚犯曾被用於相關實驗。南京大屠殺同樣不是可以靠政治立場否定的事件，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歷史資料記載，日軍一九三七年底攻陷南京後發生大規模殺戮、強姦和其他暴行，死亡人數達數十萬級。
在哈爾濱看到七三一部隊留下的歷史資料時，最難忘的不是一個抽象的「軍國主義」名詞，而是醫學、細菌學和現代組織能力曾經被用來傷害活人。人類在二十世紀取得前所未有的科學進步，科學本身卻從來不會自動產生道德；醫學可以救人，也可以在失去制度和倫理約束後被轉化為人體實驗工具。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戰後調查資料，甚至顯示盟軍曾系統追查石井四郎及其生物戰研究，這些檔案讓七三一問題不再只是戰爭傳聞，而成為可以由不同國家檔案互證的歷史。
一九九九年的旅程也讓我第一次如此集中地看到近代東亞戰爭留下的地理痕跡。盧溝橋連着全面抗戰的爆發，瀋陽「九一八」遺址連着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的開端，大連二〇三高地則保留更早的日俄戰爭記憶；同一片土地在半個世紀內接連成為帝國競逐、資源爭奪和民族戰爭的現場。戰爭史若只剩將領、勝負和疆域，很容易把真正付出代價的人藏掉，而走進遺址後看到的是平民、戰俘、士兵和普通家庭承受的死亡、流離和永久創傷。
日本戰後對侵略歷史的態度也應按照完整史實來看。一九九五年村山富市首相在戰後五十週年談話中，明確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造成巨大損害與痛苦，表達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同年日本國會也通過基於歷史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亦曾正式表示道歉和反省。因此，把戰後日本概括成「從未道歉」並不準確。真正長期困擾東亞的是，日本政府曾作出的道歉與部分政治人物、社會團體在教科書、靖國神社、慰安婦和戰爭責任問題上的不同表述並存，使鄰國社會不時懷疑這些反省究竟能否穩定延續。
日本安全政策在這二十多年也發生實際變化，但同樣不能簡化成某種一夜之間的「帝國主義復活」。日本一九九二年已開始依照《國際和平合作法》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二〇一五年安保法制進一步允許在嚴格條件下行使與集體自衛權相關的武力，二〇二二年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又正式確立「反擊能力」。二〇二六年防衛白皮書仍把這種能力限定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後、符合武力行使三要件的情況下使用，同時大幅強化遠程防區外打擊、網絡、無人裝備和聯合作戰能力。這條從海外維和到更完整軍事能力的路線確實值得亞洲鄰國持續觀察，批評也只有建立在具體政策變化上才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