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規模的增長並不自動意味著合作的深化與風險的化解。緬甸國內政治進程的走向對中緬經濟走廊的影響、越南產業政策調整對四川電子信息產業鏈的沖擊、泰國政局周期性波動對川企投資的風險、印尼鎳資源出口政策變化對四川鋰電產業的傳導效應、老撾作為內陸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與融資方面的特殊需求——這些議題均需要系統、持續、深入的國別研究予以支撐。缺乏專門研究，四川對南亞東南亞的經貿合作將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脆弱基礎之上。四川高校區域國別學研究應以東盟11國和南亞主要國家為重點研究單元，圍繞對象國政治發展、經濟轉型、產業政策、法律環境、社會結構、文化特征與對華合作訴求開展全方位研究。“南進”研究布局的核心目標是為西部陸海新通道南向運營、四川企業參與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四川與東盟產業深度對接提供系統性智力支撐，從而築牢四川作為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橋頭堡的戰略根基。
從更宏觀的地緣視角審視，“南進”所指向的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既是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交匯地帶，也是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策源地。南海問題、緬甸局勢、印巴關系、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風險、跨境犯罪網絡、氣候變化引發的社會不穩定——這些地緣變量均可能經由西部陸海新通道等聯結機制，對四川乃至西南內陸的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產生外溢效應。區域國別學通過對對象國政治發展進程、族群關系演變、社會運動邏輯的微觀追蹤與中觀分析，實質上為四川構築了一道面向西南方向的地緣風險認知預警屏障。
三、“西拓”與“南進”的戰略協同：以周邊研究為紐帶，構建全域認知體系
將“西拓”與“南進”確立為四川區域國別學研究的重點主攻方向，並非兩個方向的簡單並列，而是基於二者在地緣關聯、通道銜接、戰略功能上的深層協同。
從地緣關聯看，“西拓”指向的中亞、西亞與“南進”指向的南亞、東南亞，在陸路通道上緊密銜接。中巴經濟走廊連接中國新疆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為四川打通面向印度洋的出海口提供了戰略通道；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貫穿中國西南與南亞、東南亞，是四川參與區域互聯互通的關鍵平臺。四川已明確將主動融入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區域合作框架作為開放重點方向。因此，對“南進”方向的研究必須與對“西拓”方向的研究形成聯動，圍繞兩大走廊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態勢、安全風險評估、合作機制優化開展系統性交叉研究。
從通道銜接看，西部陸海新通道是連接“南進”與“西拓”的物理紐帶。四川已構建起“鐵公水空”四向拓展的立體交通網絡，“四向八廊”戰略性綜合交通走廊基本建成，高效銜接7條陸路國際運輸通道和4條海上國際運輸通道。區域國別研究應當圍繞通道沿線國家——從中南半島的越南、老撾、泰國、緬甸，到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再到中亞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形成系統的研究對象序列，為通道運營的穩定性與經濟效益最大化提供全鏈條認知支撐。
從戰略功能看，“西拓”與“南進”共同構成四川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支點的戰略基石。四川既是中國向西開放的前沿陣地，也是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門戶樞紐。區域國別學對這兩個方向的深耕，將產生持久的溢出效應：一是為四川深度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方向性知識導航；二是為國家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面向周邊區域的戰略布局提供省域層面的智力支撐；三是為全國區域國別學學科體系貢獻不可替代的“周邊視角”與西部經驗。
四、“東接”“北融”：服務區域協調發展的輔助研究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