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二〇二五年一月重返白宮以後，美國政治首先顯示出過去三十年自由主義政治議程不再擁有壓倒性優勢。二〇一六年川普第一次勝選已經打破共和黨建制派主導格局，二〇二〇年他在疫情、經濟和社會矛盾交織中失去白宮，四年後再次贏得總統選舉，並在第二任期開始時獲得共和黨控制國會兩院的有利條件。到了二〇二六年中期選舉前，共和黨在眾議院只保持二百一十八比二百一十四的微弱優勢，路透社／益普索九月民調又顯示民主黨在國會一般選票上領先，說明美國政治右轉並沒有演變成一黨長期壟斷，而是保守派重新取得了決定國家政策方向的能力。
歐洲過去幾年也出現了類似變化，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保守聯盟至今仍掌握議會多數，德國基民盟主席默茨進入總理府以後，選擇黨又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取得歷史性突破，迫使傳統政黨重新討論移民、福利、能源和國家安全政策。瑞典二〇二六年選舉卻出現相反結果，極右翼瑞典民主黨支持率下降，中左翼陣營重新領先，這說明所謂「全球政治右轉」更準確地說是自由派長期占優勢的政治議程受到持續挑戰，而不是整個西方已經完成意識形態轉換。移民、治安、生活成本、產業外流和戰爭安全感正在重新決定選民選擇，過去被視為邊緣議題的邊境控制、國防開支和國家產業政策已經進入主流政治。
冷戰結束後的經濟全球化建立在另一套判斷上。關貿總協定在一九九五年發展為世界貿易組織，跨國企業按照成本效率在全球配置生產，中國、東歐和東南亞逐漸進入全球供應鏈，美國和歐洲也從廉價進口中長期獲益。二〇二〇年的疫情沒有證明全球化本身失敗，卻暴露醫療物資、芯片、能源和關鍵零部件高度集中生產的風險；俄烏戰爭、美國對華科技限制以及川普兩屆政府推動的關稅政策，又進一步把供應鏈安全從企業成本問題變成國家安全問題。世界貿易組織今年已經警告，如果全球貿易按照地緣政治陣營持續分裂，長期全球GDP和出口都可能遭受顯著損失。
川普第一任期二〇一八年發動對華關稅戰並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談，二〇二〇年生效的美墨加協定最終取代NAFTA；第二任期又把關稅更廣泛用於對外談判，美國企業二〇二五年以來已經承擔數百億美元新增關稅成本。這裡需要把另一段歷史分開：印太經濟框架並非川普制定，而是拜登二〇二二年五月在東京啟動；美英澳AUKUS同樣由拜登、約翰遜和莫里森在二〇二一年建立。川普真正留下並被後任延續的一條線路，是把經濟安全、產業鏈和地緣競爭直接綁在一起，後來民主黨政府並沒有恢復過去那種單純追求最低成本的全球化模式。
西方聯盟結構也不是川普一人重新建立。「新大西洋憲章」由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二〇二一年簽署，AUKUS也產生於拜登任內，美日印澳四方機制則在川普第一任期於二〇一七年重新啟動並逐漸制度化。川普第二任期帶來的變化主要發生在聯盟運行方式，美國要求北約成員承擔更多防務費用，二〇二五年北約成員同意到二〇三五年把核心國防和相關安全支出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五，歐洲國家隨後明顯增加軍費，卻也因擔心美國承諾可靠性而加快本土軍工建設。傳統盟友關係沒有消失，過去以共同價值和長期承諾為主要語言的聯盟，正在增加軍費、貿易、市場准入和安全交換的交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