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代，《防止核擴散評論-Nonproliferation Review》期刊就指出，日本的“反核國家身份”、“不擴散外交”、和“美日同盟”的“三合一”共同支撐了長期核自我約束，但國內保守派已經開始“試水”討論核武選項，為未來政策轉變做輿論鋪墊。
最近幾年，關於“核延遲與脅迫”的研究與民意實驗顯示，日本社會的反核情緒雖然仍然存在，但面對中國、朝鮮、俄羅斯的壓力時，對“美國核保護傘”和“本國核選項”的態度正在變得更為矛盾，有學者甚至用“核禁忌正在經曆第二輪壓力測試”來形容。
路透社 2025 年曾進行深度報道，引用日本執政圈人士的話，稱“從技術上看，日本在六個月內造出核武並非幻想”，在國際政策圈引發廣泛討論，反映出連日本內部精英都認可日本具備極短“技術爬升期”的潛力。
三、“高度核延遲”的日本已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巨大臨界威脅
多個跨國研究項目（如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國際危機組織等參與的討論）強調，日本這類“高度核延遲國家”的危險在於：只要地區安全環境持續惡化，政治約束一旦松動，技術體系可以在數月甚至更短時間完成從民用到軍用的轉化，而且幾乎沒有外部早期預警窗口。許多專家已經把日本定義為“虛擬核武庫”：雖然目前沒有核武器，但在材料、技術、人力和政治話語上都已具備“隨時可以轉身”的條件，因此一旦在臺海、東北亞等方向發生重大危機，日本的核選擇會對整個世界和平造成“突發性和結構性”的雙重沖擊。
日本在短期內實現迅速核武化和實戰化已經具備了如下條件：
1、核的武器化：從裂變材料到可用彈頭
小規模、隱蔽的武器化設施：國際經驗顯示，從“有材料”到“有武器”，需要專門的實驗和加工設施，用於金屬化、成型、爆轟透鏡試驗、起爆系統開發等。 對日本這種工業基礎高度發達的國家而言，這類設施在規模上可以非常緊湊，對外可以偽裝為“高能物理/材料實驗室”等，因此專家判斷日本的難點不在“能不能建”，而在“政治是否決心這樣做”。
設計和測試核裝置，其技術路徑包括：
o 進行材料特性測量和模擬計算，確定臨界質量和裝置結構；o 通過高爆實驗和非核爆試驗驗證設計的可靠性；o 在極端情況下，如果走到這一步，可能需要地下或其他形式的核試驗，但以當今計算與診斷技術，也可能以“零當量試驗+高精度模擬”來減少或掩蓋實爆試驗。
多個“核延遲”研究報告指出，像日本這樣擁有先進計算能力、材料科學和實驗設施的國家，在這一階段的時間瓶頸遠小於材料生產階段，也就是說：“有料就能很快出樣品”。
2、投送系統：從“火箭/導彈技術”到核運載平臺
最簡單也是最實用的是利用現有導彈與航天技術：
公開的研究普遍認為，日本在固體火箭、衛星發射和防空/反導系統等方面的技術積累，使其在整合核彈頭到中程或中遠程投送系統上不存在根本性技術障礙，只需要在結構設計、熱防護和制導上進行軍用化改造即可。
對短期可行性而言，最現實的是在現有導彈框架基礎上進行“核彈頭接口”設計，而不是新造一整套洲際系統；中程投送能力就足以覆蓋東北亞主要目標。
3、建立“威懾架構”
從戰略角度看，真正的武器化還需要至少形成“有限但可信”的威懾，也就是：一定數量的可用彈頭，適配的投送工具，以及安全可靠的指揮控制系統。
一些“戰略延遲”研究認為，日本如果選擇走這條路，很可能起步就是“小型但高質量的核力量”，而不是大規模堆彈，從而在較短時間內達到政治威懾效果。
在筆者看來，日本海洋疆域廣闊，並擁有多至14,000個島嶼，上述這種“小型但高質量的核力量”可以分散在海島甚至水下布置，形成數十個“多發射點”的威懾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