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信詐騙是東盟更有機會通過務實合作取得進展的領域，因為犯罪網絡已經直接影響成員國的金融安全、社會秩序和國際聲譽。詐騙園區涉及人口販運、強迫犯罪、非法資金轉移和跨境通信，受害者可能來自東南亞以外的多個國家。單一國家關閉一處園區，並不意味着犯罪組織已經瓦解；人員和資金可以迅速轉移至其他地區，繼續利用執法管轄差異牟利。2026年10月的東盟網絡安全部長會議繼續推動區域網絡安全合作，東盟與加拿大也圍繞詐騙中心和網絡犯罪舉行專題會議。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成員國共享嫌疑人和資金流向信息，協調凍結犯罪收益，追查幕後組織者，並建立受害者識別、解救和遣返機制。若行動只停留在突擊檢查和遣返個別人員，詐騙網絡仍可能換址經營，甚至利用地方保護關係重新擴張。
東盟內部整合的難點，在於經濟利益可以通過項目談判協調，安全與政治爭議卻往往牽涉主權、執政合法性和國內權力。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對產業鏈升級有共同需求，卻在產業結構、勞動力政策和對外經濟關係上各有重點；泰國與柬埔寨即使依賴雙邊貿易，也可能因邊界爭議重新發生衝突；各國對緬甸危機的立場也無法完全統一。東盟長期堅持協商一致和尊重主權，這種做法有助於成員國繼續留在同一合作框架，卻也可能使敏感問題的處理速度慢於實際危機的發展。區域整合能否深化，取決於成員國是否願意在共同利益明確的領域接受更具體的責任、時限和執行評估。
東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最終取決於它能否把產業鏈優勢轉化為規則制定能力，把外交平台轉化為危機處理成果。供應鏈投資說明企業越來越重視東南亞，東盟加三及東亞峰會提供了大國持續對話的制度渠道，泰柬邊境、緬甸危機和跨境電詐則揭示了區域組織在執行層面的不足。東盟不可能取代美國、中國、歐盟或其他主要經濟體，也無法單獨決定全球貿易與安全規則；但只要成員國能夠降低內部貿易壁壘、協調跨境執法，並在地區爭端中持續推動可核驗的安排，就能在全球治理機制調整中爭取更大的參與空間。對東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宣稱自己正在成為新的全球中心，而是讓投資者、鄰國和大國看到，區域合作確實能夠解決單個國家難以獨立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