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郭德綱，我是很佩服的。並非佩服他是一位多麼了不得的“藝術大師”，而是佩服他是一位相聲界的成功企業家。德雲社的成功，是市場經濟在文化領域的一次精準投射。從1995年北京茶館裏掙扎求存的小社團，到如今年商演收入突破15億元、海外巡演一票難求的文化帝國，德雲社的崛起軌跡與改革開放後文化市場的逐步放開幾乎同步。郭德綱段子適應的是“下裏巴人市場”，在這個“市場”裏，他縱橫捭闔，拿出了幾乎所有能拿出的“活”，供給“下裏巴人”最旺盛的需求。
有人說郭德綱很“三俗”，但不要忘記，追求低級趣味，本就是人性中不可迴避的一面。郭德綱爲了“市場”，將這種人性需求與特定時代的社會心理精準對接，通過相聲這種藝術形式表演出來，滿足了這部分人的低俗需求，這和澡堂子裏帶葷味的“二人轉”表演沒什麼兩樣。郭德綱相聲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核心賣點定位爲“諷刺”。通過編造的搞笑段子諷刺同行、諷刺體制內院團、諷刺社會怪現狀。這對於那些在現實生活中感到“憋屈”的普通人而言，聽到臺上有人用嬉笑怒罵的方式說出自己不敢說的話，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心理釋放。這種“替觀衆出氣”的代入感，構成了德雲社最堅實的情感護城河。郭德綱“體制外叛逆者”的人設，以及對“同行之間赤裸裸的仇恨”的反覆渲染，精準地擊中了大衆對於“權威”和“體制”的複雜情緒。
德雲社的崛起，本質上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在傳統相聲逐漸脫離大衆、走向晚會化和教育化的年代，郭德綱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相聲從體制內劇場拉回小茶館，用倫理哏、葷段子和密集的現掛砸掛重新把觀衆拉了回來。郭德綱在“相聲商業”而不是“相聲事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德雲社不僅壟斷了國內一二線城市的商演市場，還頻繁出海巡演，其商業版圖更延伸至餐飲、服裝、綜藝、影視等多個領域。市場用真金白銀投了票，無論批評者如何定義郭德綱“低俗”，但觀衆願意爲“通俗”買單。
郭德綱本人也曾竭力分辨：“我們要承認我們是俗，但我們是通俗，不是庸俗。”。然而，這道邊界在他的創作實踐中常常模糊，從“於謙一家人對德雲社做出的巨大貢獻”，到郭德綱小醜式的表演濟公活佛與篡改紅歌，德雲社的“俗”屢次從“通俗”滑向了“庸俗”甚至“惡俗”，最終被觀衆舉報接受調查。與郭德綱相比，姜昆等體制內演員並非不會說那些“低俗”內容，而是作爲體制內主流藝術的代表，他們的創作受到政治紀律和意識形態的剛性約束。主流相聲必須“三觀端正”，必須寓教於樂，必須傳遞正能量，這是體制賦予的使命，也是不可逾越的紅線。然而，這種“政治正確”的主流相聲，在市場化競爭中逐漸失去對普通觀衆的吸引力。我們觀察到的是：德雲社的商演場場爆滿，而曲協的演出“不讓觀衆錄像，網上也幾乎找不到相關視頻”。市場用腳投票的結果，某種程度上宣告了“教育式相聲”在娛樂消費時代的式微。
表面上來看，郭德綱與體制內競爭大獲全勝，然而，市場的勝利並不意味着藝術的勝利。我從來不認爲郭德綱的相聲有多高的藝術性，德雲社的核心癥結，在於將“貧嘴化”當作風格，將“低俗化”視爲創新。缺乏專業編劇團隊，作品陷入“內部循環”——於氏家族的調侃被反覆消費，師徒恩怨成了固定梗庫，其作品缺乏持久的藝術生命力。不管是聽郭德綱調侃於謙一家人，還是看嶽雲鵬耍賤賣萌，笑笑就完了。我不相信這些相聲能夠永遠流傳，這些相聲也沒有永久流傳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