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安理會七十多年來始終掌握一項其他國際組織沒有的權力，《聯合國憲章》賦予它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十五個成員能夠通過制裁、維和和授權使用武力等決議，其中中、美、俄、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這個制度當初就是把二戰後最有軍事能力的幾個大國放在一張桌上，避免國際安全規則脫離大國現實。聯合國統計顯示，二〇一六至二〇二五年安理會共出現四十九次否決，二〇〇六至二〇一五年只有十九次，烏克蘭和中東問題近年尤其頻繁觸發否決。安理會沒有失去法律地位，只是在大國直接衝突時越來越難把法律權威轉換成一致行動。
石油危機和西方經濟震盪推動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在一九七五年舉行首次六國峰會，加拿大翌年加入形成G7。最初討論匯率、能源和宏觀經濟的七國機制，八十年代以後逐步把安全、人權、發展援助和全球穩定納入議程。G7沒有聯合國授權，也沒有中國、印度、巴西和東盟主要經濟體參加，但七國在金融、技術、軍工和主要儲備貨幣體系中仍有很強影響力，所以面對制裁、關鍵礦產、人工智能和供應鏈等議題時，往往比聯合國更容易形成統一行動。它的效率來自成員少、立場接近，它的局限也來自同一個原因。
亞洲金融危機後成立的G20，最初只安排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坐在一起，一九九九年以後逐步擴展，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則把它推到領導人層級。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從此共同參與宏觀經濟協調，G20在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推動刺激經濟、金融監管改革和國際金融機構增資，說明更廣泛的大國協調在共同危機面前可以發揮作用。G20後來吸收非洲聯盟，代表面比G7廣得多，也把完全不同的安全立場和發展訴求帶進同一機制，成員越多以後，共識自然不再像金融危機最嚴重時那樣容易形成。
過去十年的實際運行已經把三種機制的邊界擺得很清楚。安理會能夠決定國際安全問題，卻可能被一票否決卡住；G7成員少、協調快，卻不能替全球南方發言；G20覆蓋主要經濟力量，卻經常因為俄烏戰爭、中美競爭和發展議題分歧，把聯合聲明談判拖到最後階段。全球治理今天遇到的不是「哪個組織應該取代哪個組織」，而是同一件事情往往同時跨越戰爭、金融、貿易、科技和能源，沒有一個現有機構擁有足夠權力一次處理完。
中美兩國今年不斷增加最高層直接溝通，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顯得分量更重。特朗普與習近平今年五月會晤後，中美繼續圍繞貿易、關鍵礦產和人工智能保持談判，九月紐約經貿磋商又討論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故通知機制，並準備把相關議題交給兩國元首繼續處理。特朗普過去曾使用「G2」這種語言描述中美高層會晤，但到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一個有章程、秘書處或固定成員規則的C2或G2機制。中美真正擁有的是一種事實影響力：兩個最大經濟體只要同時調整關稅、芯片、稀土或人工智能政策，全球企業和第三國都會跟着重新計算。
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直接協調也有非常清楚的邊界。特朗普與習近平即將再次會面，貿易休戰、人工智能和台灣都在議程之中，美國同時又在向日本、韓國和台灣重申安全承諾，中美雙方對高科技、軍事和地區秩序的分歧沒有因為元首外交消失。兩國領導人可以在緊急問題上壓住局勢，卻沒有條件繞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和全球南方直接替世界作決定。所謂C2如果存在現實意義，更接近危機管理和大國交易，而不是一個新的世界領導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