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利亞，武裝部分非國家武裝組織用來保全親俄政府；利比亞、蘇丹則試圖藉此奪取國家層面影響力。而俄羅斯同也門胡塞、黎巴嫩真主黨的秘密往來，服務於對抗美歐援烏大局，以此向西方施加壓力。
對俄羅斯而言，製造中東局部動盪，是用來制衡美歐的籌碼。
對比：美國刻意避免向非國家武裝組織提供可以直接傷害本國陣營的武器，拒絕給自由敘利亞軍毒刺導彈，不給敘利亞庫爾德對抗土耳其空襲的防空系統。俄羅斯恰恰相反，主動向真主黨提供先進防空武器，向胡塞提供反艦導彈，允許他們直接打擊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
儘管美俄動機存在差異，行為後果高度趨同：全部加劇中東衝突延續。美國武裝敘反對派，既沒有推翻阿薩德政權，只是拉長內戰；武器擴大戰爭規模，平民傷亡慘重，還最終把俄羅斯拖入衝突（Hanania，2020）。美國武裝庫爾德，引發土耳其持續軍事行動；美國又沒有充分保護庫爾德免遭空襲，庫爾德區域持續流血衝突（Firmian，2021）。
俄羅斯的行為同樣催生新衝突（蘇丹），激化延續既有衝突（利比亞停火是暫時的；也門、敘利亞、黎巴嫩）。
大國之中，只有中國摒棄冷戰時期做法，不武裝非國家武裝組織，不在中東打造代理人武裝，這源於對經濟利益的考量，地區穩定符合中國經濟規劃（Watts 等人，2023）。
中國拒絕扶持非國家武裝組織邏輯清晰：中國自身面臨來自各類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台灣、新疆、分裂勢力等），一貫反對侵害他國主權；中東對中國油氣進口、商品出口意義重大，地區穩定符合切身利益。所以中國中東政策堅持維護主權、衝突中保持中立、不干涉內政，和美俄策略形成鮮明對照（Liu & He，2017）。
中東地區國家與非國家武裝組織
評價美俄武裝非國家武裝組織，必須放到中東地區國家同類行為的宏觀背景下。
1979 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之後，伊朗出於宗教‑意識形態目標開始武裝非國家武裝組織，如今擁有覆蓋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巴勒斯坦領土的龐大代理人網絡，也輻射阿富汗、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巴林、沙特部分族群（Sirrs，2022）。
但並非伊朗獨此一家：土耳其在敘利亞、利比亞、納卡戰爭中打造代理人武裝；阿聯酋武裝利比亞、也門、蘇丹非國家團體（Krieg，2023；Ardemagni & Fasanotti，2020）；卡塔爾在內戰期間武裝敘利亞反對派，2011 革命中扶持利比亞反政府力量（Ulrichsen，2014）。
於是形成惡性循環：地區國家看到大國（本應維護安全穩定）都在武裝代理人，便認為自己同樣可以效仿。地區國家武裝的非國家武裝組織疊加美俄大國代理人武裝，是中東衝突久拖不決的重要誘因，代理人博弈看不到終點（Valensi，2021）。武裝非國家武裝組織數量膨脹，中東國家體系持續弱化，失敗國家增多，舊衝突無法平息，新戰爭不斷爆發（Yeşiltaş & Karda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