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歷史經驗對該傳統觀點形成衝擊：冷戰時期，美國、蘇聯在尼加拉瓜、安哥拉、越南等衝突中扶持大量非國家武裝組織，這些團體頻繁嚴重侵犯人權、從事大規模犯罪活動，部分行為還引發國際法律追責，最典型就是美國在國際法院因扶持武裝團體而遭到起訴（Ratner 等人，2009）。
新興學術視角則反對這種片面否定非國家武裝組織的傳統看法，強調同這類組織開展接觸存在潛在收益。該視角支持者提出：部分場景下，和非國家武裝組織開展接觸，要比坐等統一強大國家建立更加有效。應當採取建設性接觸，引導武裝團體去實現安全供給、平民保護、反恐等互惠目標，而不是單純邊緣化、削弱它們（Ahram，2019）。
有學者提出，當國際社會無法快速開展有效行動應對危機時，非國家武裝組織可以踐行 「保護的責任（R2P）」，減輕人道主義災難。通過保護平民、保障援助物資送達，它們可以補充全球層面保護責任的落實，尤其單邊行動難以化解人道主義危機的時候（Nnawulezi & Nwaechefu，2022）。還有學者認為，扶持非國家武裝組織在國家構建進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Ntaka & Csicsmann，2021）。如果該武裝團體擁有民眾支持、內部凝聚力、一定國際正當性，將暴力控制權轉化為政治權力，有助於構建穩定治理體系（Podder，2013）。
但是大國對非國家武裝組織的支持（尤其是提供武器，不止政治背書），經常突破國際與人道法邊界。很多時候，這種支持已經脫離國家構建、保護責任等人道主義目標，武裝非國家武裝組織成為代理人戰爭工具，納入大國外交工具箱。雖然不算理想方案，卻是大國競爭中成本可控的現實選項（Groh，2019）。這類扶持行為是國家對抗的一種表現形式，和軍備競賽、直接軍事衝突、秘密行動屬於同一邏輯。當國家對現狀不滿，又無法直接對抗對手，就會扶持非國家武裝組織打擊敵方目標（Maoz & San‑Akca，2012），大國同樣遵循這套戰略邏輯。
「替代戰略」：一國使用第三方行為體（非國家武裝組織）充當輔助力量，替代本國軍事人員，常見於直接對抗對手不可行的場景（Wiger & Atwell，2024）。不過選擇依靠非國家武裝組織，不只是為了避免衝突升級；降低經濟、人員、政治成本同樣是重要考量。舉例：隨着中國崛起，疊加經濟下行，美國對陷入反叛亂泥潭的意願下降，越來越不願意發起新的反恐、人道主義干預類戰爭，於是將扶持代理人（非國家武裝組織）作為重要戰略替代（Mumford，2013）。
扶持非國家武裝組織既可以穩定地區局勢，也會破壞地區穩定，取決於扶持國的戰略目標。大國公開支持某非國家武裝組織，一般意在推動穩定，鞏固自身地緣影響力；秘密扶持的核心目的則是維持 「可否認性」，在不留下直接證據的前提下實現戰略利益。
無論公開還是秘密，底層目標大多是攫取、維護地緣優勢，或是削弱對手在區域內的地位（Bryjka，2020）。
同時，扶持非國家武裝組織並不全部針對主權國家；部分情況是用來制衡另一個非國家武裝組織。當一國沒有能力或者政治意願去壓制某武裝團體，就會扶持另一派非國家武裝組織進行對沖，依靠代理人管控國內、地區局勢（Krishnan，2019）。
現有關於非國家武裝組織的研究，圍繞定義、外交應用、法律倫理、大國競爭已經產出不少成果，但仍有兩處關鍵議題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