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觀點，講中日友好的，說對日本要“以德報怨”，用我們的真誠感化他們。對於這種觀點，我是十分不認同的。我和高志凱教授的觀點一樣，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慈悲不得，萬不可做東郭先生。萬不得已的時候，甚至要對其先發制人，運用“敵國條款”將軍國主義消滅在萌牙狀態，防止其再一次發動侵略戰爭。有些人的劣根性在於，你對他越好，他越覺得你欠他的。你掏心掏肺以德報怨，他反而覺得理所應當。對日本右翼委曲求全的結果，大概率是他覺得你好拿捏，會更加肆無忌憚。
日本右翼的惡，罄竹難書，它就是一個永遠喂不飽的“惡鄰”，除非打服，沒有其他好辦法。用仁義禮智信教化它，是對牛彈琴的，它聽不懂也聽不進去。二戰結束八十多年了，中國對日本夠好了：放棄戰爭賠款，推動邦交正常化，敞開大門歡迎日本經濟合作。但我們的以德報怨換來了什麼？換來的是日本首相年年參拜靖國神社，換來的是日本教科書一次次篡改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史實，換來的是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鬧劇，換來的是“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赤裸裸挑釁，換來的是日本緊隨美國之後對華芯片封鎖，換來的是日本在南海與菲律賓聯合軍演攪局。
心裏沒有歷史正義的日本右翼，中國怎麼釋放善意，他們都會視爲軟弱可欺。你越妥協，他越傲慢。你越示好，他越輕視。這不是中國的問題，是日本右翼的人品有坑，是他們的歷史觀有癌。我們跟日本右翼是三觀不同的，靠講理維護關係，基本上是雞對鴨講。我認爲：對於日本右翼，就是孔子復活也會憤怒的。孔子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我們繼續以德報怨，拿什麼來報答那些在抗戰中犧牲的三千五百萬同胞呢？拿什麼來安慰那些被細菌戰、被屠殺、被奴役的亡靈呢？對惡講善良，是對善良最大的背叛。對日本右翼妥協，就是對歷史最大的背叛，對和平最大的褻瀆。
有人反駁我說，要面向未來，不要總揪着歷史問題不放。還有一些精日哈日分子，認爲日本的文明程度超過了中國，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我承認日本某些方面比中國強，比如日本的“工匠精神”。我從沒有批評過日本的“工匠精神”，我批評的是日本右翼祭拜靖國神社裏的甲級戰犯，批評的是日本右翼心裏的“大東亞共榮圈”舊夢，批評的是日本右翼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妄圖重新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野心。
我認爲：對日本右翼的每一次妥協，都會換來他們得寸進尺的一步。上世紀70年代，我們強調“中日世代友好”，他們卻在釣魚島上修燈塔。90年代，我們歡迎天皇訪華，他們卻推出《新防衛計劃大綱》把中國列爲潛在威脅。2010年之後，我們繼續推動經貿合作，他們卻把中國定義爲“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事實反覆證明：對日本右翼的退讓換不來尊重，寬容換不來反省，善意換不來善意。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一廂情願“跪”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的，日本右翼就喫這一套，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要讓對手清楚地知道：底線不可碰，歷史不容改，主權不可辱。
當然，我們依然歡迎友好的日本人民，依然願意與堅持和平憲法的日本有識之士交流合作。但對於日本右翼勢力，對於任何否認侵略、美化戰爭、染指臺灣、挑釁主權的言行，必須堅決回擊，寸步不讓。善意很貴，但不能浪費在不懂珍惜的人身上，不能浪費在那些裝睡不醒、心懷鬼胎的右翼政客身上。對他們，只有一句：歷史賬未清，新賬不算完。談，可以；讓，沒門。對惡保持沉默，就是對善最大的殘忍。對日本右翼決不妥協，纔是對歷史、對民族、對未來最大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