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松的經驗還說明，政府能夠計算稅收、股份和免費電量，卻很難替普通居民計算家園和生活方式的價值。BOT模式可以規定五十年後資產歸誰，卻不能用一紙合同保證五十年內不會出現政權輪替、社會運動和民族地區衝突。中國企業過去最明顯的優勢是資本、工程能力和建設速度，到了緬甸這樣政治結構複雜、民族地區利益交錯的市場，施工越快未必代表風險越低，前期協商做得越充分，反而越可能減少後期停工所付出的巨額成本。
密松是否最終重啟，目前仍取決於緬甸內部決策、項目重新設計、融資條件以及地方接受程度，不能把當局的推動提前寫成已經全面復工。它真正留下的價值，也不只是討論一座大壩該建還是不該建。一個十五年前因為社會反彈停下的工程，如今因全國缺電重新進入議程，本身已經說明中緬合作面對的是不斷變化的現實利益。中資項目若能讓緬甸獲得穩定電力、就業和稅收，又讓地方居民能夠清楚看到自己得到什麼，密松仍可能改變過去的政治形象；如果仍然只有合同上的巨大收益，卻沒有得到當地社會持續接受，再大的裝機容量也很難成為高質量合作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