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傳出香港要制定首份“五年規劃”，要對接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時，筆者還聽到一些學者說，那不是和內地一樣搞“計劃經濟”了嗎？到什麼時代了，還有這等舊觀念，首先內地也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內地的“五年計劃”早已改成“五年規劃”。而香港也搞“五年規劃”，不過也是加強頂層設計，不再是做多少算多少。雖然時間很緊，但是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還是拿得出手。
值得強調的是，首份五年規劃，是香港的一個里程碑，重要意義在於拉開香港現代治理轉型的序幕。這，標誌香港跳出「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舊思維束縛，跟上全球主要經濟體「政府引導、市場主體」的現代治理潮流。美國的產業干預案例已經證明，即使是奉行自由市場的發達國家，在大國競爭之下也會主動運用政策與財政工具布局長遠發展。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推出五年規劃，不是改變自由經濟體制，而是補足過去治理體系缺乏長遠統籌的短板。
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全球經濟秩序已經告別古典自由市場經濟。在百年大變局之下，全球發展模式也在進行疾風驟雨式的變革，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正在急速的融合。新式的混合型經濟，正在全球各國各地區取得成功。就拿世界最強的資本主義大國美國來說，從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第二個任期，行政幹預經濟發展可謂不擇手段，包括半導體、電力、製造業等等，一方面給予美國企業巨額補貼，同時以高關稅打壓外國企業。拜登政府的《晶片與科學法案》補貼527 億；到特朗普第二任期整個大法案高達 2800 億美元。筆者認為，特朗普將美國軍費加達15000億美元，為打造“金穹計劃”、“特朗普金色艦隊”預算也是動輒過萬億美元。這也是，以軍工產業對動美國製造業回流。所以，還墨守成規，忽視頂層設計，不敢帶動香港經濟轉型，實際不但落後於內地，也是落伍於全球潮流 。在這樣的全球大背景下，香港推出回歸後首份五年發展規劃，標誌著治理哲學的重大轉變：由過去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轉向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這不是對市場機制的否定，而是香港現代化治理的全新起點。當然，這份五年規劃僅是開端，許多深層次難題仍待持續深化改革，香港亦需要在國家現代化強國的宏大目標之下，重新思考自身長遠定位，破解人口、土地財政等長期困局。
香港過去長期依賴「積極不干預」理念，政府較少做長周期、跨領域的頂層發展規劃，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地產、貿易等傳統產業，發展方向很大程度由市場資本主導。這種模式在全球化繁榮階段，充分發揮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造就昔日的經濟輝煌。但隨著全球地緣競爭加劇、內地改革開放後區域競爭格局轉變，加上人口老化、住房短缺、產業單一等內部矛盾積累，只靠市場自發調節已經無法解決深層結構問題。很多重大長遠項目，例如北部都會區開發、創科產業生態建設，投資周期長、短期商業回報有限，單純依靠私人市場資本難以推動。在此背景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 年）》出台，成為香港現代治理轉型的里程碑。規劃明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施政理念，保留香港自由市場、資金自由流動、普通法體系等核心競爭優勢，同時發揮政府統籌、引導資源的作用，系統謀劃經濟、產業、土地、人口、民生、安全等各領域發展，這正是順應全球現代經濟治理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