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制度擴張又構成另一條線路。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吸收新成員，金磚從最初五國擴大至十一國，中俄關係和俄朝關係在俄烏戰爭以後進一步靠近，但這些機制不能簡單理解為一個已經形成的「南方陣營」。印度既參加金磚和上合組織，又參加美日印澳四方機制；阿聯酋參加金磚，同時維持同美國密切的安全合作；東盟通過RCEP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納入同一個貿易框架。今天國際關係最明顯的特徵不是兩個鐵板一塊的陣營重新出現，而是同一個國家可以在安全、貿易、能源和金融問題上分別選擇不同夥伴。
中美競爭因此出現不少冷戰式特徵，卻還不是美蘇冷戰的簡單複製。先進芯片受到出口管制，關鍵礦產成為談判籌碼，關稅重新被大規模使用，軍事聯盟和地區軍備不斷增強，美國與中國圍繞人工智能、供應鏈和能源繼續展開競爭；截至今年九月，兩國財政和貿易團隊仍在紐約磋商關稅、人工智能和關鍵礦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計劃訪美。這種既競爭又交易的關係與當年的美蘇經濟隔絕存在根本區別，稱其為「新冷戰」能夠描述安全對抗，卻容易低估兩國仍然龐大的貿易和產業聯繫。
東南亞、印度以及越來越多中等國家面對這種競爭時，也沒有急於選擇永久陣營。二〇二六年香格里拉對話期間，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繼續強化防務合作，但地區國家又同時擴大相互之間的軍事關係，希望減少對單一大國的依賴；東盟國家面對美國關稅壓力時仍無法與中國供應鏈脫鈎。小國和中等國家今天採取的更多是風險分散：安全上靠近美國，貿易上依賴中國，能源上保持多元，外交上堅持不完全選邊。大國競爭越強，這種多向下注反而越明顯。
川普重返白宮的地緣政治影響因此不能歸結為「世界全面右轉」或者「冷戰已經重來」。他擴大關稅運用、強化盟友分擔、強調製造業回流和國家利益優先，使已經存在的保守政治回潮、經濟安全化和大國競爭明顯加速；歐洲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上升、金磚和上合組織擴員、各國增加軍費，卻又都有自己的國內原因。強人式政治在這種環境中更容易獲得支持，也仍受到選舉、議會、法院、財政和社會反彈的制約。川普時代最清楚的變化不是世界重新分成兩個整齊陣營，而是冷戰結束後那種認為貿易越開放、政治越自由、國家間衝突自然越少的線性判斷已經失去過去的說服力，世界重新進入國家利益、產業能力和軍事力量同時影響外交選擇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