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4日，彼得·蒂爾在柏林接受施普林格集團CEO馬蒂亞斯·德普夫納主持的 MD MEETS 訪談。訪談於其獲頒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獎當日發布，圍繞AI、美國政治與歐洲競爭力展開。對於AI安全問題，蒂爾提出了一套頗具代表性的反監管論證：若要在全球範圍內實質性放緩AI發展，就需要一個擁有真實強制力的“世界政府”；而這種集中化權力本身，可能構成比技術風險更大的威脅。按照他的判斷，美國及其盟友若率先採取嚴格約束，而中國並不遵循同等規則，結果將是西方單方面放緩技術發展，並在競爭中處於不利位置。
這一論述很快越出技術政策的邊界。蒂爾批評教皇利奧十四世呼籲加強AI監管的相關文件，稱其“實際上是在為中國工作”，在同一場訪談中，他稱自己仍是“萬斯的支持者”，並判斷：若民主黨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大勝，民主社會主義者獲得該黨2028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概率可能達到五成。這些表述表明，在蒂爾的敘事中，AI監管已被嵌入技術競賽、國家實力和美國國內政治走向的共同框架。
蒂爾並不代表美國科技界的全部立場，但他的觀點集中呈現了其中一股重要思潮：AI安全爭論的焦點，已從“是否需要防範風險”轉向“應當防範何種風險、由誰承擔約束成本、誰擁有規則解釋權”。這也與他此前將“世界政府”視為潛在政治風險、並把技術監管置於末世論框架中的公開論述相銜接。我們的報告以這場訪談為入口，分析當前美國科技界圍繞AI安全是否已形成穩定陣營，各方分歧集中於哪些問題，以及這種分化將如何影響美國的AI政策、產業競爭與國際規則布局。
01核心觀點
觀點一：AI安全之爭的核心，是規則制定權之爭。美國科技界已圍繞監管強度出現分化。Anthropic、OpenAI支持通過立法和獨立評估約束前沿模型；英偉達更強調企業自主治理，Google DeepMind主張以聯邦統一規則替代州際碎片化監管。特朗普政府則將技術領先置於優先位置。
觀點二：安全規則正在重塑市場准入。
透明度、評測、審計和責任追溯將逐步成為前沿模型進入政府采購、融資和高價值市場的門檻。頭部模型公司已有安全框架和合規投入，芯片、雲計算及平臺企業則更關注規則對基礎設施擴張和商業部署的約束。
觀點三：資本擴張速度快於安全治理能力。
亞馬遜、Alphabet、微軟和Meta的2026年資本開支指引合計約7250億美元，算力和數據中心建設持續提速。未來生命研究所安全指數中，全行業最高分僅為C+，多家企業同時弱化了接近危險閾值時暫停研發的承諾，安全框架的約束力仍然有限。
觀點四：AI安全已被納入國家安全競爭。
Anthropic因拒絕將模型用於自主武器和大規模國內監控，與特朗普政府發生沖突，並被五角大樓列為“供應鏈風險”。模型安全邊界已直接影響軍事合作、政府采購和企業的政策空間。
觀點五：公眾疑慮正在成為AI競賽的現實約束。
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調查均顯示，公眾對AI風險、數據中心建設和就業沖擊的擔憂上升，支持放緩AI發展的聲音擴大。AI政策的壓力已從實驗室和國會延伸至社區、能源與選舉政治。
02陣營分析
（一）企業層：三類力量與七個主體
當前美國圍繞“速度優先”與“新增安全監管”形成的三類力量：
一是以蒂爾—Palantir、Meta、英偉達和xAI為代表的加速派，強調技術領先、基礎設施擴張和企業自主治理；
二是以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為代表的安全優先派，更重視前沿模型評測、風險管理和治理約束；
三是以OpenAI為代表的務實協調派，在支持安全規則的同時，保留與政府合作和政策溝通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