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憲法法院八月二十八日撤銷《刑法典》第240條及其解釋、第241條，給一部剛剛生效八個月的新刑法留下了頗為難堪的一頁。九名法學院學生提出司法審查，法院最終全盤支持，認定將「侮辱政府或國家機關」入罪違反憲法保障的表達權利，不再具有法律約束力。原條款可以把公開批評、網絡傳播乃至被認定損害政府「榮譽」的言論送進刑事程序，最高刑期可達三年。如此寬泛的權力只運行了八個月，就被憲法法院親手拆掉，說明問題並非個別執法尺度失控，而是罪名本身就站不住腳。
憲法法院的判詞沒有給政府留下多少體面迴旋。法官指出，政府和國家機關是法律主體，卻沒有人的感情，不會因為讚揚而高興，也不會因為批評或侮辱而受傷。國家機關若要維護尊嚴，應當依靠履職和公共信任，而不是刑法。這幾句話其實戳中了「侮辱政府罪」最荒唐的地方：一套擁有警察、檢察、預算和行政資源的國家機器，竟然還需要用監禁保護自己的「感受」。當國家機關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可以被冒犯的受害者，刑法保護的就不再是公共秩序，而是執政權力免受難聽話衝擊的舒適區。
印尼新刑法二〇二三年通過，今年一月二日正式實施，原本被宣傳為擺脫荷蘭殖民刑法遺產、建立本國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一步。偏偏「侮辱政府」這種條款，保留下來的又是最典型的舊式權力思維：國家高於公民，官署的名譽高於批評的自由，公共機構可以借刑罰向社會索取尊敬。換掉殖民時代的法典名稱，卻把權力怕挨罵的習慣重新寫進新法，這種「本土化」顯然經不起憲法審查。九名學生把條文告進憲法法院，最後把它打掉，反而替印尼這輪刑法改革做了一次立法機關本該提前完成的清理。
這份判決之所以得到法律界和人權組織歡迎，並不只是因為少了兩個刑法條文，而是它把批評政府與攻擊私人名譽重新分開。總統、部長、議員當然可以作為個人依法維護名譽，但政府、國會、法院這些公共機構天然處在公眾監督之下，不能一面行使國家權力，一面要求公民像對待私人名譽那樣保護機構「尊嚴」。只要「侮辱」由掌權者自行解釋，尖刻評論、政治諷刺、街頭口號甚至學術判斷都可能被裝進同一個口袋。所謂寒蟬效應，並不需要真的把所有人抓起來，只要讓每個批評者在開口前先想一遍「會不會坐牢」，法律就已經達到壓制效果。
法院拆掉一個罪名，並沒有拆掉印尼執法機關處理異議的整套工具。國際特赦組織印尼分部主任烏斯曼·哈米德在裁決後直言，近年來針對批評者的案件更多援引誹謗、煽動以及《電子信息與交易法》等其他規定，因此新判決在實際執法中未必立即產生巨大改變。學生運動人士Khariq Anhar今年仍因與二〇二五年抗議有關的諷刺性社交媒體內容面對《電子信息與交易法》刑事追訴，檢方八月甚至提出六個月監禁要求。一個「侮辱政府罪」消失以後，只要其他罪名繼續保持彈性，刑事司法仍然可以繞過被憲法法院封死的正門，從側門回來。
裁決出現的政治時間點，也讓它很難被當成一宗孤立的法理案件。八月二十八日雅加達國會附近再次發生大規模示威，抗議者針對政府政策和腐敗問題表達不滿，隨後出現縱火、破壞車輛和衝突，警方拘留三百多人，其中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暴力行為當然可以依法處理，但一場社會抗議里，和平表達、激烈言論和刑事暴力必須被嚴格區分，否則治安執法很容易變成政治表達管理。憲法法院同一天劃掉「侮辱政府罪」，在這種背景下顯得格外刺眼：司法機關正在告訴行政權，不能因為街頭聲音難聽，就把政府的尊嚴寫成一項需要監禁保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