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日的雅加達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現場。白天，來自中爪哇帕蒂的反腐示威者在國會大樓外集結，國會領導人接見代表，並以書面形式承諾最遲十二月十五日通過拖延多年的《資產沒收法案》；主要組織者隨後宣佈結束行動，成員乘車撤離。幾個小時後，另一批身份和訴求都不甚清楚的人羣繼續聚集，焚燒雜物、衝擊警戒線，警察釋放催淚瓦斯和水炮，衝突從國會周邊向Pejompongan、Slipi擴散，一處警察崗亭和車輛被縱火，騷亂一直持續到次日清晨，並出現死亡。白天的政治談判成功了，晚上的街頭卻沒有跟着散場。
這一區別很重要。把整場“8·27”簡單稱爲暴亂，會掩蓋最初示威具有清楚的組織、議題和談判對象；反過來，如果只強調國會承諾後“局勢受控”，又解釋不了爲什麼十八個小時後雅加達仍有道路被封、警崗起火和人員死亡。當天真正暴露的，是印尼政治面對社會不滿時的一條斷層：能夠與政府進行談判的有組織抗議並不是唯一力量，政治訴求一旦進入街頭，還會吸附大量對就業、物價、議員待遇、腐敗以及警察執法不滿的人羣。
這場示威最初的矛頭相當集中。《資產沒收法案》早在二〇〇八年已經提出，十八年來幾度進入政治議程，又幾度擱置。其核心不是增加一句“嚴懲腐敗”的口號，而是解決一個長期困擾印尼反腐體系的問題：罪犯可以被判刑，贓款和轉移出去的資產卻未必能夠及時追回。現行討論甚至涉及無刑事定罪資產沒收、舉證責任以及善意第三方財產權保護等複雜制度設計。國會今年已舉行數十次公開聽證，卻始終沒有完成立法。街頭的不耐煩，正是從這段漫長拖延中積累起來。
國會副議長蘇夫米·達斯科·艾哈邁德八月二十七日簽下“十二月十五日”這個日期，因此具有相當強的政治約束力。更具戲劇性的是，國會議員隨後向示威者表示，如屆時不能完成立法，國會領導層準備承擔辭職責任。對帕蒂聯合社區聯盟而言，這已經達到此次進京抗議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下午撤離並不奇怪。
問題恰恰出現在組織者離場之後。
下午晚些時候，新的學生和社會人羣繼續抵達國會周邊。到了晚上，部分參與者已經沒有統一訴求。一年前印尼曾發生造成多人死亡的大規模街頭騷亂，今年政府顯然不願重演，因此二十七日僅雅加達中部多個示威點就部署了一萬八千五百零四名安保人員；警方在示威前和白天又採取所謂“預防性措施”，先行控制六十五人。
這種高壓預防在安全上有其理由，卻也存在政治代價。示威組織者蘇普裏約諾的銀行賬戶此前曾被國有銀行臨時凍結，已經引起印尼民間組織對公民表達空間的質疑；大量預防性攔截若缺乏清楚證據，也容易把反腐議題重新轉化爲警民對立。 一場原本針對國會立法遲緩的行動，如果最後被公衆記住的是催淚瓦斯、拘捕和銀行賬戶凍結，政府即使守住了國會大門，也未必真正贏得政治主動。
二十七日夜間的失控更提出另一個問題：誰在示威結束後繼續推動衝突？《雅加達郵報》報道，帕蒂主要組織已經離場，隨後出現的人羣缺乏明確統一訴求；警方及輿論正在要求調查是否存在另外的動員力量。最新統計顯示，騷亂後已有三百多人被拘留，其中相當部分是未成年人，警方確認四十五人爲涉嫌破壞和暴力活動的嫌疑人。現階段沒有充分公開證據說明這些人受到某個政治組織統一指揮，因此把夜間衝突直接歸到原示威團體頭上並不嚴謹。
這也決定了政府下一步不能只查“誰砸了東西”。如果大量年輕人在主要組織撤走後仍願意留在街上，同警察對峙數小時，背後就不只是一個《資產沒收法案》。去年八九月的騷亂已經顯示，印尼部分青年對生活成本、就業機會、政治精英待遇和執法方式存在持續不滿。反腐是最容易形成共同語言的出口，因爲它把經濟焦慮與政治公平連接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