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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吉蔔林癖好：西方區域研究與中亞

西方學術界對中亞重新燃起的癡迷，帶著某種奇怪的似曾相識之感。術語已經改變。如今很少有學者會自稱東方學家，也沒有人公開使用帝國的語言。相反，美國和歐洲的中亞研究越來越多地使用去殖民化、民主、人權、公民社會、韌性、威權主義、安全以及“地方能動性”等詞匯。 然而在這些詞匯背後，人們仍能辨認出一幅更古老的知識版圖：中亞被視為邊疆、緩沖地帶、戰略空間，以及供外部人認識的知識對象。 魯德亞德·吉蔔林並非中亞帝國想象的發明者，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極好地抓住了它的邏輯。“大博弈”將一個廣闊而曆史複雜的地區變成了帝國爭雄的舞臺。對語言、民族、宗教、道路、邊界和政治效忠的了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帝國權力需要知識。中亞人自身則常常淪為一場由相互競爭的帝國構成的大戲中的次要角色。 一個多世紀後，語言不同了。地理想象的變化，並不像西方學術界有時樂於承認的那麼大。 蘇聯解體帶來了中亞研究的空前擴張。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向新一代美國和歐洲學者、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發展機構和政策機構敞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