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去殖民化”中亞研究的語匯中還有另一重諷刺。俄羅斯很容易被通過帝國的語言來審視，中國則越來越多地通過擴張和影響的語言來審視。然而，美國和歐洲的大學、基金會、期刊、非政府組織、捐助者和政策機構，卻很少受到同樣持續的知識社會學審視。
俄羅斯被視為帝國。中國被審視為一個潛在帝國。而西方的知識生產，則往往僅僅表現為知識本身。
這一悖論觸目驚心：中亞可以“去殖民化”於莫斯科，卻又在華盛頓、倫敦、柏林、巴黎或布魯塞爾被從理論上重建。
智識勞動的不平等分工加劇了這一問題。中亞學者可能提供訪談、翻譯、本地聯系人、實地准入和經驗材料，而理論權威、大額資助、編輯影響力和國際可見度仍集中在資金更充裕的美國和歐洲機構手中。該地區提供數據；都市學術界生產理論。
真正非東方主義的中亞研究，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髦的去殖民化術語。它需要多語言研究、曆史深度、方法論多元主義、對地區智識傳統的參與，以及相對於地緣政治和捐助者驅動議程的更大獨立性。最重要的是，中亞必須被允許在智識上存在，而不必不斷追問這個地區對別人意味著什麼。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不只是俄羅斯的“近鄰外圈”、中國的西部邊疆、美國的戰略機遇，或歐洲的聯通走廊。它們是有自身曆史、矛盾、智識辯論和現代性形態的社會。
那麼，對當代美國和歐洲中亞研究而言，最有用的一個問題或許不是俄羅斯是否正在失去中亞、中國是否正在贏得中亞，或者西方能否重獲影響。
馬爾科姆·X關於“家奴”與“田奴”的著名區分，盡管源自美國奴隸制這一截然不同的曆史經驗，卻為思考當代區域研究中的知識社會學提供了一個蓄意挑釁的隱喻。馬爾科姆·X用這一區分來描述，支配體系如何能催生這樣一些中介者，他們深陷於支配結構的語言、假設和利益之中。當來自中亞的學者主要憑借采納都市學術機構的概念詞匯、地緣政治焦慮和理論優先項而獲得認可時，智識上也會發生類似的情形。問題不在於與西方大學合作，也不意味著中亞學者缺乏能動性。問題在於，當與西方機構的親近成為一種智識權威的來源，而植根於本土的視角卻被視為理論性不足、批判性不足或國際性不足之時。屆時，去殖民化便有風險制造出自己的學術等級體系：都市機構繼續界定問題、確立理論詞匯、分配認可，並判定什麼才算正當知識，而少數被選中的本土學者則把這種智識秩序傳回被研究的那些社會。因此，真正去殖民化的中亞研究，不僅需要把更多中亞學者放入既有的西方知識生產結構中，還需要追問：誰擁有權力來界定理解中亞本身所憑借的那些智識範疇？
維吾爾研究為這種知識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尤其具有揭示性的例證。在美國和歐洲的學術界、倡導組織、智庫、媒體機構和政策圈中，對新疆和維吾爾社會的研究越來越在一種以人權為中心的強有力框架內運作。人權研究既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有可信證據表明存在強制、鎮壓或對文化和宗教生活的限制時。智識問題始於這一框架不再只是學術的一個重要維度，而成為解讀整個社會的主導語匯之時。此時可能浮現出一種人權合唱，類似的概念、來源、機構網絡和政治假設在學術出版物、會議、非政府組織、媒體報道和政策討論之間循環反複，相互強化，並收窄了被視為正當的問題範圍。維吾爾曆史、階級形成、城市化、世俗化、性別、代際變遷、政治經濟學、內部意識形態差異、與其他突厥社會的關系，以及中國現代化所造就的種種轉型，便可能淪為以“國家對受害者”為主導敘事之下的次要內容。那些使這一框架複雜化的學者，有被解讀為淡化鎮壓的風險，而複制其既定語匯的學術成果，則更易進入既有的認可與合法性循環。